李培根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做客

2019-07-18 18:14栏目:生命科学

李培根院士: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历史记忆

3月3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应邀做客北航大讲堂,为我校师生带来“被忽视的大学责任”的精彩讲座,讲座吸引了校内外500余名师生,现场座无虚席,过道也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校长怀进鹏院士主持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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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历史记忆 ——被忽视的大学责任大学对过去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具有历史的记忆。习近平同志最近说过,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我们肯定不是对自己的历史完全没有记忆,只是对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时常缺少深刻记忆。让学生记住历史,不管是荣光还是错误,大学有其特殊的作用和责任。审视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如何,不妨先看看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中国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成就或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那当然值得记忆。但还有一些,却被淡忘了。中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不在少数,这些大学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存在其著名教授和学校领导被羞辱、被迫害的例子。虽然说,那种行为有当时的社会原因,但种种野蛮出现在大学中,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又如,有一些大学对学校出现的学术诚信问题或其他不端行为尽力捂住,生怕影响学校声誉。诸如此类的事,有几所大学“记得”?其实,留下记忆的重要性,远不在于记住事件本身,更在于那种记忆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世界上有些国家及其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值得我们借鉴。可以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对待历史上耻辱和错误的记忆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在1837年发生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七名教授因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之举而被驱逐出校,哥廷根大学让她后来的千千万万个学子记住了这一耻辱。2000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赔偿基金法案”,成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对二战纳粹党劳工的赔偿。时任总理的施罗德,还把纳粹强制劳工称作德国历史中“痛苦的一章”。这些行为都得到世界的赞赏。相形之下,日本某些政客缺乏历史耻辱的记忆,是多么令人生厌。对历史的记忆,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其实,不管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重要时期(如三年饥荒时期、“文革”时期)的历史真相,别说年轻人,就像笔者这样年纪的亲身经历者,都所知有限,因为当初自己亲身经历的,毕竟只是局部的一点情况。至于现在的年轻学生,所知则更有限了。仅以“文革”为例,即使我们党彻底否定“文革”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却有不少年轻人对“文革”缺乏充分的认识。我问过不少大学生,对“文革”是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多数同学的确都说“文革”不好。当我再问究竟如何不好时,回答各异,却少有深入见解。还有的只是听说不好,但说不出具体什么不好;极个别人甚至觉得“文革”也挺好,不是大民主吗?对于给咱们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很多年轻人没有感觉,甚至极少数年轻人竟对之有某种依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对此,大学该有何种反思?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看看我们的教材,对“文革”十年的劫难,只是寥寥数语,虽然否定,但由于太抽象,既缺乏对众多人和事的具体真相的描述,又缺乏本质的分析,如何能让学生对“文革”有清晰的认识?要让学生对“文革”真正有记忆,不仅让他们多知道一些的事实,还需要让他们知道“文革”错误的本质,理解产生“文革”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文革”中那么多人受迫害的情况,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大串联、大字报等情况,他们就容易理解那种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如果学生多了解一点人们那么容易被煽动,他们就知道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那时残酷而诡异的斗争,他们就可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对“文革”真正的记忆,就在于在对真相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认识“文革”不是为了清算个人,而是为了彻底消除产生“文革”的社会机制和改良产生“文革”的社会土壤。如果学生真正了解了文革,知道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彻底否定了那一段历史,学生认识的肯定是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党,一个实事求是的党,一个充满自信的党,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够领导中国崛起的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并对“文革”有真实感受的人,将逐渐离开大学讲台了,大学和社会又将如何让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具有真正的记忆?对过去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为了未来。记住过去的痛楚和丑陋,无非是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无非是给予咱们国家对过去社会病的免疫力。是否能对过去与未来负有责任,恐怕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责任是万万不能忽视的,也是万万不能回避的。不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不可能是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梦”。故中国大学能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那是社会之幸、国家之幸,当然也是大学自身之幸!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更多阅读李培根:有思想才能引领未来 被忽视的大学责任李培根院士:奔向世界一流的大学缺少文明李培根院士:让书籍丰富我们的梦想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李院士在引言中讲到,大学公认的责任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而“钱学森之问”引人深思。李院士指出,引领未来、记忆过去、人格教育等不可或缺的大学责任被普遍忽视。他说,大学对未来的责任首先是引领,大学应该成为社会的发动机,尤其是一流大学,应能引领科技发展、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大学出思想,大学应该是“思想市场”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能出思想的关键,根本在于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引领还表现在开放性、批判性,如果大学都不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遑论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以及对未来的责任。

雷颐 (进入专栏)  

大学对过去的责任是什么呢?李院士认为,应是让学生具有历史的记忆,首先表现在对某些历史真相的探究,对过去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为了未来。他接着讲到,人格教育是另一个被忽视的大学责任,重意识形态(人格教育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独立自由人格欠缺,公民教育意识淡漠,古代君子人格逐渐丧失等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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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论述,李院士认为,大学责任的根本是自由精神,而自由是一种权利、一种生活方式、创新之源、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境界、一种人格或者一种自然规律。他引述《共产党宣言》指出,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鼓励同学们,要从事业发展高度、自身和谐、人格高度,自己实现自由的抵达。他总结说,要实现从必然到自由,以自由引发创新,引领未来需要自由,记忆过去需要自由,人格养成需要自由。

  

在与现场学生的互动环节中,李院士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现代化”、“心灵自由与真正自由”、“心灵自由与功利成就”、“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等方面问题,李院士睿智的回答引得现场笑声不歇,掌声不断,气氛十分热烈。

  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一方面要克服集体失忆,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讲座开始之前,怀进鹏校长、张军副校长与李培根院士进行了亲切交流。最后,怀进鹏校长向李培根院士颁发了“北航大讲堂”纪念证书,我校新媒体与艺术学院研究生郭羿君向李院士赠送了自己手绘的李院士漫画。

  

  今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他谈到,“文革”的遗毒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后,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他还特别强调到:“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概括

  

  可以说,四十余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痊愈”。

  “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微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经济凋敝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难获保障……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从1978年底起,中国开始了与“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正相反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确是时代之声,获得人民由衷拥护。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执政党的路线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根本性转变,必须作出理论与历史的说明。只有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

  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此决议,参与讨论的中共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之多,并且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有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的讨论。这个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定论,重点与难点是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定。决议从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论述两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执政党来说,彻底否定“文革”必然面临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晚年认为自己一生只是做了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文革。在几千人的大讨论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争论最大的、最激烈的。

  最后,“决议”对此采取的办法是“两个切割”。第一个切割是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第二个切割,是把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革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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