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是继续前行的动力,科技创新应摒弃浮夸回

2019-09-04 17:49栏目:生命科学

“我们习惯于快速引进,习惯于跟班式的研究,习惯于表观数据的评价。这些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低端技术阶段是无可厚非的。”周健民认为,“但当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限制,甚至是重点打击对象的时候,我们还沿袭这些方式就会贻害无穷。”

焦念志:在发展中国家,只有获得国际认可,成果的转化应用才能更容易。从最基本的研发开始,在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上走向国际前沿,才能领导行业发展趋势,否则很难将技术和应用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重视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报》 (2019-05-17 第3版 综合)

《中国科学报》:您从哪些方面感受到了科技创新日益凸显的地位?

特别要注重营造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学术民主、相互欣赏的氛围

周健民着重提出,现行对创新标准的理解和评价,偏重于看谁发表的文章多和获取的专利多,这导致研究人员有了论文就能得到各种“人才”头衔,就能获得更多项目,进而可以待价而沽。

《中国科学报》:院所、高校、企业如何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好各自角色?

“只有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进而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雷朝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发展从以跟跑为主进入并行赶超阶段的必然选择,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科技发展战略,也应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当前,一些国家正逐渐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去年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周健民强调。

从成果转化改革谈起:收获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十三五”期间,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发挥引领作用,提供“第一动力”?在科技部日前召开的科技界学习贯彻五中全会座谈会上,与会人士达成共识:有三件事必须做好。

■本报记者 张楠

从工作重点来划分,创新大致可分为存量创新和增量创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创新重在存量开发,重点是如何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在创业中创新则重在增量开发,围绕市场开发产品与技术,重点不是提高转化率,而是如何鼓励发展并给予规范引导。

“对于科技管理部门而言,比具体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蒋开喜认为,制度的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科技资源的产出效率。

急功近利贻害无穷

《中国科学报》:如何进一步减少科学家的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

“推进科技创新的思路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有些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政策措施、做法甚至制度设计,尤其是那些过于功利化的政策措施和做法,应该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功利必然导致浮躁。科技管理部门应及时改变惯性思维,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引导、鼓励广大中青年学者静下心来、甘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雷朝滋说。

他分析,我国在原始创新能力上的不足,除了发展时间不长外,还在于科技界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

《中国科学报》:科研工作者是否逐渐获得“松绑”的感受?

现在的科研评价因过分强调论文的数量,使不少科研人员成了“文章机器”

在具体实践中,周健民认为应该大幅度提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改变只以项目形式投入的方式,并扩大稳定投入的比重,从而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能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必花费大部分时间跑项目、写申请。

企业端的情况是,大型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中小型企业没有创新传统,又缺创新能力。另外,我国市场也欠缺真正的风险投资。

“基础研究虽然事关国家根本、具有战略意义,但却是属于市场失灵的公益性活动,在现阶段依靠企业不现实,必须靠国家财政加大投入。”雷朝滋说。

“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与科技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周健民近日对《中国科学报》表示,“新时代呼唤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此时,科技创新尤其应该摒弃浮夸回归理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

培育创新文化

实际上,没有基础研究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就会受制于人。

《中国科学报》:限制成果转化率的因素有哪些?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制度是保障,文化是灵魂,基础研究是根本。”与会者认为,相关部门只有在这三件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大事上动脑筋、下力气、花功夫、出真招,才能充分激发“第一资源”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原标题:“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如何真正引领发展、提供“第一动力”?科技界人士指出 科技创新,三件事必须办好

“按科研规律,对不同领域、不同科研性质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分类评价,避免只以人才头衔、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这些表观指标作为评价标准,从而逐步改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

吴金水:新政策在亚热带生态所里已经基本落实了,我们的奖励政策2014年就已经出台了,并且与国家政策是吻合的,符合国家政策预期。国家从面上来控制,而所里政策更加细化。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真正的进步。”谭天伟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培育创新文化特别要注重营造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学术民主、相互欣赏的氛围,让大家能够平等对话、自由讨论。

要改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焦念志

加强基础研究,增加投入是关键。本世纪初曾参与我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研究的陈佳洱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偏低,在总的研发投入中只占5%左右。在美国的国家财政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40%,德国占28%,日本占15%—20%。“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和社会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大量投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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