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人类是一生的追求,陈佳洱院士痛陈科技界

2019-07-24 02:06栏目:生命科学

陈佳洱忆王大珩:他把我引入物理学大门

“1949级和1950级两届60余名学生就有4名学生后来当选为院士,这与大连大学工学院物理系给我们在思想上、学业上、实验能力上的帮助分不开的。”陈佳洱说,难以忘怀在大连大学工学院求学的那段经历,特别是遇到的那些高水平的老师,一生难忘。

陈佳洱院士痛陈科技界怪象 教研分离成创新阻力

■本报记者 陆琦“他对物理学实验的高度重视,对完美实验的不懈追求,以及他严谨细致的学风,通过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对于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来说,“两弹一星”元勋、两院院士王大珩是其走上科研道路的领路人。“正是他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门,并给我打好从事物理科学事业的基础。”1950年,陈佳洱中学毕业。由于父亲追求思想进步,一定要让他报考老解放区的大学,于是,16岁的陈佳洱进入了大连工学院电机系学习。王大珩当时担任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主任,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实验训练,亲自带实验课。王大珩常说:“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要学好物理,首先要做好实验。”作为班上的物理课代表,陈佳洱暗下决心,一定要带头把物理实验课上好。不过,大一新生陈佳洱中学物理实验的基础训练不足,而王大珩对学生实验的要求又非常严格,要按照他的要求做出一个好的实验来,实在是难上加难。陈佳洱记得,一年级下学期上光学实验课,刚到实验室,就见王大珩坐在大门口等着,他要向每个学生提问,比如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准备观察哪些物理现象、采集哪些数据等等。学生只有把问题一一回答正确了,并把事先准备好的实验数据记录表让他审核通过了,才能进实验室做实验。做完实验后,王大珩还要亲自检查每个学生的实验结果,结果不好的就退回去重做。最后,他根据各个学生实验的总体情况进行打分。要从王大珩这位严师手上拿到一个5分,实在太难了。所以,学生们私下约定:谁得了5分,就请客吃花生米庆祝。陈佳洱为了得5分,每次实验前都努力做好预习,对每次实验的目的、任务和方法都要琢磨好几遍,才敢进实验室。“那个学期,我有幸请了3次花生米。”陈佳洱至今觉得那时的花生米是最好吃的。王大珩认为,物理学是整个现代科技的基石,工科学生如果缺乏物理学的素养,就必然会大大限制其将来在科技与工程事业上的创造能力。因此,他鼓励大连工学院念完一年级的学生到物理系学习。他在动员中阐述的物理学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和影响,深深打动了年轻人的心,包括陈佳洱在内的不少学生踊跃报名。经过严格挑选,近300名一年级学生中挑选出了约30名到物理系,按物理专业的要求进行培养。陈佳洱有幸被选中,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物理事业。“大珩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培养了我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和严谨学风,更引起了我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陈佳洱说。王大珩不仅在大学里培养青年学子,对已经走出校门从事科技工作的弟子们,也仍不断地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引导和鼓励他们茁壮成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陈佳洱当选中国科协常委、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当时王大珩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王大珩带领他们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科普工作,传播科学思想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还努力把科协建设成科学家之家。到了90年代,陈佳洱当选北京市科协第五、六届主席,每次去看望王大珩,王大珩还不断关心和指点他如何做好北京市科协的工作。2004年,王大珩已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当电视台采访陈佳洱时,他还作为嘉宾特别录了一段视频,鼓励陈佳洱继续献身物理事业,令陈佳洱感动万分。“大珩恩师对我的师恩,我终身难忘。”陈佳洱说。 《中国科学报》 (2013-01-14 第4版 综合)

半个世纪以来,陈佳洱在开拓发展我国的射频超导加速器、加速器超灵敏质谱计、射频四极场加速器、高压静电加速器以及束流物理等众多的低能加速器及相关的应用领域, 取得了突出的成果,1986年被评为我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先后获得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先进个人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和二等奖各三项以及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励。2008年还荣获德意志共和国总统颁发的联邦功勋十字勋章,2013年教师节获北京大学教师最高奖---北京大学蔡元培奖。

“有人会认真地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某某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你推荐我当院士吧。真令人哭笑不得!”昨天,正在参加北京市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陈佳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抨击了当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怪”现象。怪象一:造假剽窃陈佳洱院士是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上世纪50年代他曾师从于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朱光亚等人,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77岁的陈佳洱感慨万分,他说,老一代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都体现出非常严谨的学风。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点纰漏。“1951年我刚上大学时,王大珩先生当时是我们的物理系主任,他的光学实验课要求严格极了,学生先要在他面前讲述一遍实验过程,讲清楚了才能开始实验,实验过程若做得不够好或不够细致,王先生会当场退回,每节课他都当场评分,若能得个5分,那这个同学不知会有多高兴,大家都喊着让他请吃花生米。”说到自己的恩师朱光亚,陈佳洱很是动容,他说当年朱先生备一堂课会花一个星期时间,自己写讲义,每个字每个公式都非常工整。相比老一代科学家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陈佳洱说,现在的一些科研人员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窃抄袭,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堕落,也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声誉。怪象二:发论文最重要“现在一谈到科研水平,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论文,事实上这种‘惟论文论’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陈佳洱说,现在很多单位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论文的数量及其影响,不少单位在考核中还过分看重在国外期刊,特别是《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就出现了有人希望我推荐当院士的事。”陈佳洱告诉记者,实际上《自然》和《科学》杂志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刊登的文章更强调“新颖性”,许多是高级科技新闻,虽然其关注的人多,影响力大,但并不等于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或应用价值就必然比发表在其他杂志上更高。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并不以论文的数量和其发表期刊的影响等量化因子的排名论英雄。日本也是如此,陈佳洱的一位日本科学家朋友在《日本理论物理杂志》这样的不知名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只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高,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最后总能够引起科学界的关注。”怪象三:朋友变对手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单位之间不再是紧密合作的伙伴而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这点也让陈佳洱感到困惑和不解,科技创新需要交流与合作,需要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但现在竞争的激烈使得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不能进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还会在署名等方面违反科研诚信的原则。“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陈佳洱回忆自己当年从吉林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参与筹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基地的过程,“开始时北大一点基础都没有,完全靠钱三强先生领导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全力扶持,从仪器设备到教学实验大楼,甚至学生和教职工的宿舍都是在中科院全力支持下搞起来的。正是有了这样紧密的结合,一大批青年原子核的人才迅速地成长了起来。我们头上两届毕业生中出了9位院士。”除了青年人才培养外,国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像朱光亚、彭怀武、周光召、于敏等都是从北大调去研究院并为国家“两弹”作出重大贡献的教师。“我自己也受益于中科院与高校的紧密合作。”陈佳洱说,1963年组织上派他去英国学习,是中科院领导张劲夫找自己谈的话。当时中科院一共只有四个名额,他把一个给了在北京大学的陈佳洱。“近年来无序竞争冒头、功利化政绩观干扰,使得科研体制上条块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说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分离,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这位老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表示。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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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官网,核心提示:今年7月,党委宣传部在拍摄我校首部创校历史纪录片《启航》的过程中,先后奔赴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对我校杰出校友: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原北京理工大学校长王越院士、原天津市市委书记高德占、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保铮院士、原光明日报副主编鲁谆等进行了采访。他们是学校第一届、第二届校友,为国家的科研、教育、宣传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新闻网将陆续刊发优秀校友访谈录,回顾优秀校友在学校建校初期点滴学习和生活故事,讲述他们发扬“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行合一”的大工精神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的故事,激励在校师生为学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敬请关注。

“大连大学工学院让我懂得了要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校重视科学实践,在学校遇到了王大珩等一批知名教授,为自己的科学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往事,虽然错失北大,但陈佳洱一点都不后悔,甚至感到很幸运。

把造福人类作为毕生追求

在东北人民大学读到快毕业的时候,他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但爱才心切的系主任余瑞璜教授,却因为陈佳洱的优异成绩,不让他去报考北大研究生,将他留在了东北人民大学。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后,做出了在中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那年春天,教育部下调令,将陈佳洱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朱光亚调往北大。朱光亚先生调走后不久,一纸调令,也将陈佳洱调到了北大,参与筹建我国第一个核物理教学实验室。从此便开始了与北大的不解之缘。1959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由他担任主任的教研室自行设计和研制扇型聚焦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从此,粒子加速器的研究成了他终生的事业。

陈佳洱本来在大连大学工学院的专业是电机系。后来,王大珩教授组建物理系,从一年级学生中挑选优秀的学生,特别是物理课和物理实验成绩在4分以上的学生调入物理系,陈佳洱便结缘物理。“当时从三百个学生里面挑三十个人。那时候为了鼓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在学生中实行工分制,吃饭的时候用工分。屈伯川院长为奖励被选入物理系的学生,给他们加工分。”陈佳洱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现在依然奋斗在科学前沿的陈佳洱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想。陈佳洱说,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很容易满足的,最重要的是要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自己的存在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便活得更有价值。这是他一生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追求。

陈佳洱主要研究方向是核物理。走进北大工作以后,他至今都还记得北大党委书记对他说的一句话——人类对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远远比人类发现和使用火还要重大,是划时代的。带着为人类造福的追求,陈佳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天天开夜车,甚至干脆把床搬到了实验室里,实在困得不行了,在床上躺一躺,醒来又起来接着干。时至今日,陈佳洱依然在为我国核物理学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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