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土壤长不出大学的新类型,借鉴境外大学最亟

2019-07-23 22:57栏目:生命科学

熊丙奇:借鉴境外大学最需要的是办学制度

谈发展计划

其一,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将由政府拨款,转变为拨款委员会确定预算、监督政府依法拨款。如此,方能让大学获得更大的财政独立性,否则,政府就会以拨款为名,介入学校的具体办学,大学还会在“跑部钱进”中,低声下气地与政府打交道。我国大学之所以一再强调级别的重要,主要在于在目前这种拨款体制中,可以提高与政府打交道时的身价。

2010年,朱清时校长在给学生和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2011年,援助南科大的三名港科大的教授“出走”,朱清时校长也调整了南科大的定位,他说:“要把南科大办成加州理工大学一样的创新研究型高校。” 而最近,朱校长提到:“如果说远景的期望,我希望南科大要像斯坦福大学那样,不仅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者,还要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作为一所新创立的大学,在建校之处摸索学校的办学定位,这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对于南科大来说,不管是最初想“模仿”港科大,还是后来想成为“加州理工”和“斯坦福”,如果没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想都不要想。对于国外大学,我国大学需要借鉴,但“拿来”的不是学校的外在,而应是最基本的办学制度。早在2007年,深圳就提出将主要借鉴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办学经验,力争通过15年左右的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这一提法,一直延续到2011年年初。深圳之所以选择港科大作为借鉴对象,一来地理距离近,二来港科大的快速崛起,符合国人对快速办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本来,如果深圳能全力借鉴港科大的现代大学制度,排除阻力在南科大“落地”,南科大后来的诸多“风波”,基本上都不会发生。首先,深圳可借鉴香港当初举办港科大制订大学章程的模式,制订南科大的章程,明晰政府、学校的权责界限;其次,按照大学章程,组建代表广泛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的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公开遴选校长、确定学校的发展定位等;再次,赋予学校充分的办学权力,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南科大的“风波”就出现了。其实,深圳在南科大宣布筹建时,是有按照上述路径建立南科大的打算的,当地政府官员曾公开表态,要通过深圳人大立法制订南科大章程,可这到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只是在去年年中,出台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没有南科大章程,南科大校长的公开遴选,本质还是政府部门主导;南科大的首届理事会,所有理事全部由政府委任;于是,南科大根本没有办学自主权。由于南科大在现代大学制度方面的探索不力,所以,借鉴港科大注定无疾而终。在这种情况下,南科大再提出借鉴其他国外大学的办学模式,就更像是“口号”了。而通过这些几乎一年一变的“口号”,公众甚至可以感受到朱清时校长的无奈。一方面,这些口号给人的感觉是,朱校长是说给深圳市政府听的,尤其是新近的提法 “不仅是高新技术的研究者,还要成为深圳市、广东省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办学角度说,一个学校要办出特色,首先必须保持独立性,过多地考虑社会经济利益,很可能让大学陷入功利。近年来,斯坦福大学也开始反思,不少人认为学校不注重通识教育,商业味太浓。另一方面,把大学办为“中国的某某大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经常挂在嘴边的目标,诸如东方的哈佛、中国MIT等等,在本世纪初,我国不少大学,都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还有的大学完全按照国外大学的“外形”进行建设,比如,在大学旁边搞一个科技园,想打造中国的“硅谷”、“128公路”;在学校内部,也比照相关大学设置学科。但是,这只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而不是神似。只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才可能让大学有自身明确的定位,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经验之谈。我国大学发展的难点,就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学校的方式,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大学。可以说,在这方面,深圳以及我国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做好准备。依照现代大学制度,公办学校将真正成为“公立学校”,政府负有投入的责任,可是却不能直接参与办学,不能直接任命校长,而必须通过大学理事会公开遴选;不得直接指挥学校设置什么学科、专业,这是属于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如果政府部门不做上述转变,我国大学的办学不会出现突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可能是“口号”以及“舌尖功夫”。 (原题:借鉴境外大学最需要 “拿来”的是办学制度)熊丙奇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此次南科大教授团队大举扩张,为何其管理团队暂时未见动作?朱清时表示,南科大坚持教授治校,所以管理团队的建设一再推迟。

更多信息请访问:高考频道 高考论坛 高考博客圈

年底前招聘百位博士后

分析南科大的办学,上述两方面基础工作,几乎都没有启动,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改变教育拨款体系,也未按设计中的理事会治理机制去推进建设。也就是说,大学生长的土壤,其实还是原来的土壤,这怎么可能孕育出一所全新的大学来呢?

南方科技大学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媒体来源:东方卫视

如此看来,深圳政府部门对南科大的管理,延续的还是传统的行政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政府部门的强势行为不受规章制约,可以不按规章出牌。从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到前述《高等教育法》,再到去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提到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至今没有一所高校拥有真正的自主权。

不可能照搬港科大模式

其二,建立真正能独立运作的大学理事会、教授会。我国大学中,并不缺与现代大学制度“对接”的机构,比如学术委员会、教授会和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可是,这些组织,几乎全是摆设,不要说决策权,有时就连知情权都没有。究其原因,这些机构均不独立,在大学中隶属于行政部门,受行政领导指令开展工作。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让这些组织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能自主开展活动、自主决策,同时,行政机构必须执行这些机构的决策。

面对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部分质疑,朱清时昨天阐述了南科大独特的教师发展战略。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朱清时继续解释,之所以要聘请这些高级科学家为领军教师,是想依靠他们,从全世界招聘年轻有为的年轻人,从副教授开始做起,在南科大的环境下成长5年,最长10年,就可以成长为大师级的教授。

熊丙奇

最长10年成大师级教授

事实上,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不用拿南科大的改革理念对照分析,就是依照1999年1月实施的《高等教育法》,也明显不妥。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的职权,包括“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校长朱清时公开表示,不会照搬香港科技大学(微博)模式

南科大因选聘“正局级副校长”和未入选教育部公布的拥有招生资格高校名单而再次被关注。与此同时,南科大管理临时条例已通过深圳市政府审批,学校的运作模式及用人机制有望进一步明晰。(南方日报5月11日)

版权声明:本文由金沙国际登录网址发布于生命科学,转载请注明出处:旧土壤长不出大学的新类型,借鉴境外大学最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