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唯物史观视野下

2019-09-25 04:55栏目:科技杂谈

道德意志可以在实践中通过确立自己的方向,进而选择主体需要的情感、愿望,并整合、驾驭、控制不同品质和强度的情感,构成强劲的内驱力,还对妨碍自己目的运行的情感进行排斥、剔除,从而实践“观念的存在着”的模型蓝图。道德意志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主要通过确立道德目的、制定意志活动方案、调节和控制情感欲望、检验反思评判活动结果等环节完成自我使命,实现主体的意志自由。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加强及其功效性,不仅依赖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依赖于人们对道德的科学认识,依赖于人们对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的正确把握,而且还依赖于人们对道德落实于实际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实有行为的中介探寻,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道德运行的客观条件和道德作用的现实限度。

道德意志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道德生活内在需要的凝聚、强化和调节,是对外界关系的反映,是人的社会化关系的产物。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道德意志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客观性制约因素。人类对现实的或理想化的道德追求、探索、愿望和目的,通过社会实践对象化过程,在突破了主客体困境和条件的限制、约束中逐渐形成道德与道德意志。

在传统伦理学中,“适然”这座连结“实然”与“应然”的桥梁虽然被承认其存在,但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实然”,所以“适然”形同虚设,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应然”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宋明理学的“不可逆哉”的“天理”,有其绝对性:一是表现为“应当”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指的是“应当”排除了一切功利的、物质的、世俗的考虑,只能是纯粹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存天理,灭人欲”,以便使道德主体在内心自觉地适应“应然”的要求;二是表现为“应当”的不可违背性。它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循的“天理”,是他们发自内心或出于本性的、绝对自律的义务;三是表现为“应当”的普适性、无条件性。“应当”被看作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的永恒性的东西。“应然”的这种绝对性,使道德主体毋需去考虑道德是否符合、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主体的任务只在于按“应当”或“应然”办事。正因为如此,传统伦理学就用不着去探讨关涉现实条件和情境的“适然”问题。

虽然伦理学本身包含着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应用问题,人们也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应用,但作为理论性活动的应用伦理研究却长时期未被系统深入地进行过。应用伦理学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为人们所重视,是20世纪上半叶才有的事情。

道德意志能动性还有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缺乏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道德意志往往沦为“盲目的冲动”,正如俗语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无用武之地”。道德意志正是由于对这种受限性的客观认识,具有“理想的意图”或“理想的力量”,而对人们产生巨大的激情和广泛的作用,引导人们克服困难,改变实然的现实世界,达到应然的“理想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道德意志本质上是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是对限定、束缚的突破、超越,是受限与能动、实然和应然、理想和现实、绝对与相对、客观和主观、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应用伦理学实然/适然/应然

“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是一种“从理论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把外在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加之于人们的不同的实际生活领域,并把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当作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的应用对象的思路。梯利所说的“实践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的应用”[2]以及传统伦理学所持的都是这一思路。

人的道德意志就是与人的需要相关的选择和调控能力,是在目的性道德需要支配下的选择、调控能力。从道德意志的人类发生学来说,人的道德意志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的生产需要、社会需要和自身需要的产物。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产生了道德需要,劳动为人类意识、意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可能,在人们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抽象思维、自我意识特别是语言,促进了意志的发展。

内容提要:探寻从行为“实然”到道德“应然”的中介,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使命。“适然”是连接“实然”的世俗性和“应然”的超越性的桥梁。“适然”是从“应然”到道德“实然”的可操作性体系。它包括转化系统、接收系统、决策系统、评估系统等四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因此,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思路:伦理学的应用和应用伦理学。对前者弊端的分析表明,后者才是优化的选择。加强后者的研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使命。

“适然”与“实然”、“应然”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有着确定内涵的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方法和功能的概念。“适然”之“适”可释为“适合”、“适宜”。“适然”居于“实然”与“应然”之间,是两者的中介,因此,它承担着两种职能:一方面要适合“实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应然”的要求。它要力求把“突然”与“应然”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就是说,它是连接“突然”与“应然”的桥梁。

道德意志实践精神的本质

其实,“适然”这座桥梁对于道德的运行来说是不可缺少、非常必要的。这是由“突然”与“应然”、“是”与“应当”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实然”即“是”,即“事实”;“应然”即“应当”,即“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从“是”不能简单地推导出“应当”,也就是说,“事实”不是“价值”,“价值”不能简单地归为“事实”。然而,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的两大因素,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就“实然”而言,它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具有对于人类而言的好的可能性与坏的可能性之分,这使得人类对其可能性的选择成为必要。对其可能性的选择要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但目的却在于改变世界。然而人类改变世界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地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无目的地改造外界对象的过程,而是人类依据自身因素(其中包括价值性因素)参与其中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运用人的“内在尺度”于对象的过程,是一个依据“价值”、“应当”来确定改造对象的方向的过程,是一个使“实然”适应于“应然”的过程。

关 键 词:

道德意志问题,是一个古老又常新的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现实世界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积极建构的实践难题。根据唯物史观,要从社会历史角度,在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中揭示道德意志的社会历史本质;要从主体的道德需要及对需要的把握角度,在能动性和社会制约性关系中揭示道德意志的能动性本质;要从社会实践角度,在实然与应然、规范与导向的关系中揭示道德意志实践精神的本质。

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道德认识,确定一定的道德标准,形成具体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影响现实社会生活,实现社会关系的自身的完善化。这里所发生的关系,包括道德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有着“实然”、“适然”和“应然”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

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能力的体现,道德意志对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实践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认识不到这种主观能动作用,就会陷入意志论中宿命论、命定论、反意志论、非道德主义的窠臼;如果夸大这种能动性,则有可能滑向唯意志论、意志决定论、意志万能论。

所谓“实然”,在这里指的是实际存在着的行为,或行为的现有和实有,即休谟所说的“是”。一般来说,“是”包括两个层次上的东西:一是本质层次上的,即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是现象层次上的,即通过感性认识可以直接感受和把握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及其方面。“实然”或者“是”的本身在其性质上是纯粹客观的。这种“实然”或者“是”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由人们的需要所驱动的世俗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行为(包括社会群体的行为和个人的行为)。这种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虽然都是人的生活和行为,其中必定具有道德的性质,但是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它并不就是道德行为,或者并不就是蕴涵善恶性质的人的生活和行为,而是人们在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历史活动。传统伦理学(指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外的所有其他伦理学)之所以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认识到“实然”或者“是”的客观性质,并将人的行为简单地化为道德意识的产物,成为一种纯主观性的东西。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02期 第1-5,23页

道德意志的能动性本质

“应然”即“应该”或者“应当”。它并不等同于休谟所说的“应当”,并非广义价值论上的一个范畴,而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但是,它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认识、道德把握,既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又具有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理想性。它既包括实际生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又包括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价值目标等等。

“适然”的第三大操作系统是决策系统。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会趋时而变,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问题,这就使道德决策有了必要。道德决策是社会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某一道德目标,在占有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条件,借助一定方法,确定各种备选方案,并从中选择最满意的方案以付诸实施的活动。道德决策系统包括发现和提出道德问题、确定道德目标、拟定道德方案、选择和实施其中满意的方案等环节。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迫使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于是道德决策便“是我们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些决定的基础是我们的价值,特别是我们的道德价值”[6]。更明确地说,道德决策就是对道德价值的选择。由于道德价值存在着性质优劣、层次高低之分,因而道德决策的总原则是:善恶之中择善,两善之中择大善,两恶之中择小恶。

道德意志的社会性本质

应该指出的是,“适然”这座连接“应然”与“实然”的桥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实然”与“应然”虽然分别属于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作为人类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方面,“实然”就是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行为活动,以及由此而建构和展开的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由于人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求得满足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乃是一个处理或者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人们产生了相应的要求,建立了用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也即确立了某种价值标准,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树立了某种共同的价值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应然”的内容。正是因为“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这种统一关系,从而使得“适然”能够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承担起由此达彼的“桥梁”的职责。

人们对应用伦理问题的重视,自伦理学产生就已开始。柏拉图对其“理想国”中三个等级的不同德性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运作如何做到“中道”的阐发,孔子所提出的“仁之方”即“忠恕之道”,可以说,都是关涉应用伦理问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学是适应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出来的。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是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提升。正因为如此,伦理学像其他科学或理论一样,其最终目的是实际应用,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是由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而必然要求知行合一的本性所决定的。

从个体的道德意志形成过程来看,不仅客观的社会物质条件是道德意志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人历史的产物,而且还需要主体的生理、心理条件。意志活动是大脑皮层支配下的一系列随意动作组成的活动,而随意动作是由大脑皮层运动区和自觉区调节控制的。人的意志不仅受大脑皮层运动区和自觉区的调节和控制,而且受整个大脑皮层的调节和控制。小脑和网状结构也对人们的意志行为起着重要作用。道德意志的形成还依赖一定的心理机制,以一定的道德认知为前提,为一定的道德情感所驱动,以一定的道德行为实现为依归。道德意志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自觉性、选择性、逻辑性特点,展现出自主、自决、自控、自制的品质。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加强及其功效性,不仅依赖于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依赖于人们对道德的科学认识,依赖于人们对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的正确把握,而且还依赖于人们对道德落实于实际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实有行为的中介探寻,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道德运行的客观条件和道德作用的现实限度。

原发信息:

道德意志的能动性表现在于强烈的目的性。在道德活动中,道德意志把人们的需要、欲望、动机、愿望、情感等内容综合为“目的”,并指向一定的客观现实生活。当然人的道德意志并非仅限于这种体认,它还进一步将这种目的前进一步,甚至几步,使之向行动转化,去实现这种目的。道德意志正是通过善恶的选择,手段、方式方法的应用,来发动、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动机、情感、行动等,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性指向。道德意志的能动性尤其体现在对困难的克服和障碍的消除方面。

“适然”与“实然”、“应然”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有着确定内涵的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方法和功能的概念。“适然”之“适”可释为“适合”、“适宜”。“适然”居于“实然”与“应然”之间,是两者的中介,因此,它承担着两种职能:一方面要适合“实然”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应然”的要求。它要力求把“突然”与“应然”结合起来、一致起来。这就是说,它是连接“突然”与“应然”的桥梁。

“应用伦理学”的思路与“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不同,它是一种从理论到中介再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应然——适然——实然”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思路。在这里,“适然”已经不是前面所讲的世俗已经存在的“实有”,而是被“应然”提升了的存在,是“应然”的现实化进程的逻辑环节。在这种思路中,道德理论和原则规范既是由现实生活内生的,又是由人们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所规定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它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和人们主观臆想的东西,而是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的,并要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和矫正。这是其一。

作为道德之“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道德意志表现出两点特殊性。一个是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另一个是从“规范性”与“导向性”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着眼,一方面,展现在主体面前的道德现实关系,表现实有的利益关系,是一种现实或现状;另一方面,道德意志追求的是理想的道德关系,表现的可能是一定的未来利益关系,表现的是尚不存在的东西、未有的东西,即表现的是时间上的世界的理想或未来,是空间上的人类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理应达到的理想世界的程度及规模等。

就“应然”而言,“适然”这座桥梁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应然”、“应当”作为人类的价值规定,是一种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的价值把握,别开了其作用对象的特殊条件和特殊情境。因为,“应然”、“应当”在尚未作用于对象之前,处于与作用对象相分离的状态,即“应然”与“实然”是分离的。然而“应然”、“应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实然”相结合。但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实然”却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应然”、“应当”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必须适合于“实然”的特殊时空条件,诸如民族传统、利益关系、阶级结构、制度特征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等等。例如,“应该诚实”作为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应然、应当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对任何对象都适宜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同志要讲诚实,但如果对敌人诚实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一位医生可以将详细病情告知患感冒者,却不能无条件地将病情如实地告知患不治之症者。其二,“应然”、“应当”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价值把握,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如果离开了“实然”这个参照系,过分地强调“应然”、“应当”的超越性、理想性,就会脱离现实,滑向空想的理想主义。这就要求把“应然”、“应当”与“实然”结合起来,使“应然”、“应当”适合于“实然”,适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性、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只有这样,“应然”、“应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才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所自觉地奉行。

探寻从行为“实然”到道德“应然”的中介,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使命。“适然”是连接“实然”的世俗性和“应然”的超越性的桥梁。“适然”是从“应然”到道德“实然”的可操作性体系。它包括转化系统、接收系统、决策系统、评估系统等四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因此,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思路:伦理学的应用和应用伦理学。对前者弊端的分析表明,后者才是优化的选择。加强后者的研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使命。

因此,道德意志正如渡河上的舟船,指引、帮助人们从“实然”之此岸到达“应然”之彼岸,途中可能还要应对急流漩涡甚至惊涛骇浪。也恰是道德意志的应然性、理想性的指向,使人类增强了走向理想未来的信心,并充分展示出人类能够按照自己意志构建理想世界的主体性。从规范性与导向性的关系着眼,一方面,道德意志通过一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与控制,即把自我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界度内,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以此来维持一定的正常道德秩序。另一方面,道德意志又具有“导向性”作用,通过一定的价值导向,把自我引向德性一方,同时这种“导向性”还具有社会示范效应,对他人、社会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道德意志作为主体实践精神的集中表现,又有着超越于现实的创造能力,它能根据主体现实的需要、实践的需要不断超越和突破自我限制,展示人的价值与尊严。

“适然”的第一大操作系统是转化系统。转化系统的职能是将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转换为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贴近人们生活的道德选择。这一系统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一般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具体的道德行为谁则。对于应用伦理学来说,“关注应用的焦点当然要从高层次的理论原则转向能够产生具体效果的较低层次的原则。”[4]这种较低层次的道德原则规范就是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它们是在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则与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和统一中确立起来的,它切合人们的生活实际,易为人们所理解,且歧义和争议较少,并易于具体操作。其二是一般的、抽象概括性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制度。道德制度是有组织的社会道德活动形式,是使一般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效力的生活制度,是实现一般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具体硬性运作的方式。道德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会使一定社会的成员对特定情境作出反应,达成道德共识,从而有助于抑制、消除个体在道德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三是一般的、抽象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化为简单直接的道德操作规程。这种转化是对以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认识为前提的,是以处理现实和具体问题在方法上简明性为取向的。这种转化既是对道德理论、道德原则规范的简化,又是对道德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切入点的选择。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道德意志作为实践精神,主要指主体在道德目的指引下,通过意志活动调控自身,进而通过调控人们的对象性活动来实现既定价值目标,并使自身得到外化、对象化。

传统伦理学注意到了应用伦理学问题,探究过道德的可操作性体系。然而,这种探究是在个人绝对服从于整体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其中有着不少合理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它是片面的,难以施行的。它所强调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目的在于使个人适应“天理”,养成“德性”。而养成“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脱离社会实践、排斥物质利益的过程,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的闭门造车。在此,“适然”是人对绝对性道德的无条件的适应,是人世间对道德宗教式的净化,而不是对道德和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的结果,不是人对道德价值的再创造;道德的操作最终被归结为先验的“良心”的动作。而“良心”的动作则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主观的、随意的。所谓“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至于有“良心”的人到底爱谁、恨谁,爱和恨的程度如何,都是由己而定的,缺乏外在的制度保障和矫正的机制。虽然西方伦理思想家曾经企图用“公正旁观者”来克服“良心”作用的随意性,但很难使“博爱”落到实处,其“爱”在实质上只是等级之爱,如亚时里士多德对妇女的态度和对奴隶制的辩护就是如此。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野下的道德意志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作 者:

唯物史观认为,作为人类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意志,既不是先验的、神赐的、永恒不变的自在之物,也不是理性的、精神的、意识的派生物,而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尤其是道德实践的产物,是人的自然形成、社会形成、心理形成综合而成的产物。

就“应然”而言,“适然”这座桥梁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应然”、“应当”作为人类的价值规定,是一种侧重于一般性、普遍性的价值把握,别开了其作用对象的特殊条件和特殊情境。因为,“应然”、“应当”在尚未作用于对象之前,处于与作用对象相分离的状态,即“应然”与“实然”是分离的。然而“应然”、“应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与“实然”相结合。但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实然”却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应然”、“应当”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必须适合于“实然”的特殊时空条件,诸如民族传统、利益关系、阶级结构、制度特征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等等。例如,“应该诚实”作为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应然、应当的道德要求,并不是对任何对象都适宜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同志要讲诚实,但如果对敌人诚实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一位医生可以将详细病情告知患感冒者,却不能无条件地将病情如实地告知患不治之症者。其二,“应然”、“应当”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价值把握,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如果离开了“实然”这个参照系,过分地强调“应然”、“应当”的超越性、理想性,就会脱离现实,滑向空想的理想主义。这就要求把“应然”、“应当”与“实然”结合起来,使“应然”、“应当”适合于“实然”,适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性、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只有这样,“应然”、“应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才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所自觉地奉行。

应该指出的是,“适然”这座连接“应然”与“实然”的桥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实然”与“应然”虽然分别属于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作为人类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方面,“实然”就是由人的需要所驱动的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行为活动,以及由此而建构和展开的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由于人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求得满足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乃是一个处理或者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人们产生了相应的要求,建立了用来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也即确立了某种价值标准,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树立了某种共同的价值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应然”的内容。正是因为“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这种统一关系,从而使得“适然”能够在“实然”和“应然”之间承担起由此达彼的“桥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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