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的政治哲学方案,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

2019-09-22 20:23栏目:科技杂谈

就近代社会是经济型社会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近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上承霍布斯、洛克的问题,下启黑格尔、马克思的探索,是近代政治哲学谱系的极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思想渊源中的关键部分。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经济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终结了政治观念论的传统,为现代政治哲学设置了全新的格局。此后康德与黑格尔在哲学高度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既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超越,也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政治哲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构成了最为全面而深刻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至今依然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走向。但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只是关注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维度。一般来说,研究者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虽不乏深刻性,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政治现实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基于此,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A Depoliticized Progra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Karl Marx's "Real Democracy"

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

近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英法政治哲学中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意义,同时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而提出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但市民社会自身的局限性也因此被揭示了出来:在市民社会之中,自由仅仅获得了外在的普遍性形式。从形式上来看,市民社会已经是一个受到普遍的法律规制的领域,在其中每个人的所有权和主观自由都获得了保障。但从实质上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在此仅仅是外在的和形式的,市民社会仍然是每个人的特殊利益持续冲突的领域,并因此仍然是一个必然性的而非自由的领域,在此每个人都受自然需求和欲望的支配,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与普遍性的矛盾之中。“正如市民社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一样,个人私利同共同的特殊事务,以及它们一起同国家的更高的视角和安排的冲突也在这里找到了场所。”这是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命题的一种改造。自然权利学说所设想的外部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矛盾、冲突,甚至是以财富为中介的不平等和支配关系仍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角度,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目的是探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要义则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挑明了自由市场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英法政治哲学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弄清楚马克思青年时期所理解的民主所指的是什么。因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所占的篇幅很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从查明以下问题开始: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所试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探究作为手段的“真正的民主制”为了达到它既定的目的需要具备哪些规定性,由此阐明它的基本内涵。最终我们将会看到,虽然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尚未对解决问题的真正手段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但他对“真正的民主制”的主张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已经必然性地包含了去政治的要求,因此已不再局限于政治解放的领域之内了。④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已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民主制,而大多数对马克思早期的民主思想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还是内部——都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承认马克思那时候的思想尚未成熟,但另一方面,他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民主制”已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设想,并已包含了他日后关于共产主义的诸多核心观念。因此,马克思后来的转向更多的是问题域与方法论上的转变,在包括民主在内的很多规范性的观念上他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近现代,政治哲学讨论的正义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正义。

由霍布斯、洛克开启,延伸至卢梭、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到黑格尔、马克思这里遇到反拨。契约论旨在实现以个人为最终目的而以普遍立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契约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所承诺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约论模型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使现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内涵。

这样一种分离当然也已经反映在了黑格尔之前的自然权利学说之中,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这种分离的直接的理论表现。依据洛克和康德的理论,为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提供外部秩序构成了国家的全部目的。但市民社会自身并不是政治理论的关注对象,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自然权利论者们对“civil society”或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的使用上。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都使用过这一概念,但在他们的语境之中都应该译作公民社会,它实际上等同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在英语和德语中公民和市民是同一个词,但在法语中它们可以被区分为“citoyen”和“bourgeois”。公民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人在共同体之中所获得的政治属性,而市民(bourgeois)所指的是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的人。这一概念上的区分最早来自卢梭,康德也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公民(Staatsbürger)不同于市民(Stadtsbürger)。但不管是卢梭还是康德,他们更为看重的都是人的公民身份,因为自然人只有进入政治共同体成为公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或权利。在亚里士多德-卢梭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中,市民生活是消极的,是应当被公共的-政治的公民生活所排斥甚至取代的生活方式。与之相比,古典自由主义则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竖起了一道城墙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入市民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警惕的目光所投向的始终是国家,而没有将城墙另一边的市民社会中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也纳入视野之内进行考察,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现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影响。依据18世纪的学科分工,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的并非政治学,而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里所遵循的依然是亚里士多德划分政治学和家政学的传统。在黑格尔之前,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几乎毫无关联地平行发展的理论部门,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近代自然权利学说中实际上是被排除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外的。⑥

金沙国际官网,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构成了最为全面而深刻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至今依然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走向。但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只是关注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维度。一般来说,研究者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虽不乏深刻性,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政治现实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基于此,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为什么要提出“真正的民主制”?这一点从文本来看是极其清楚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分离问题,即解决国家的形式和质料的分离、人的本质和实存的分离的问题,他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批判正是从黑格尔所揭示的这一分离开始的。在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尤其是以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论证之中,关于所有权的考虑占据了核心地位。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对所有权以及以此为条件的自由的保障,在近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之中几乎成了共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一致认为,国家是为了私有制[即私人所有权]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⑤在现代国家中,一方面,国家是为了私人所有权而存在的,另一方面,通过对私人所有权在宪法层面的确认和保护,国家权力被隔离在了物质生产和交往的领域之外,这一领域由此在表面上获得了与国家并列存在的地位,这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在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次在概念上清楚界定了这样一个近代历史的现象。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版权声明:本文由金沙国际登录网址发布于科技杂谈,转载请注明出处:去政治的政治哲学方案,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