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商的,社科的基本功范式

2019-09-11 02:12栏目:科技杂谈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冲突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有利益冲突而且最后往往导致真实的冲突,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揭示行动者真实的或想象的利益冲突;从为了促进行动者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冲突行为;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的冲突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

量性思维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依靠直觉感悟、类比认知的质性思维被斥为“不科学”而遭到边缘化。《导论》认为,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而不是旁观者视角,“扎根”、互动,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式,可能更加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的是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直觉思维能力,而不能将其转化等同为数学计算能力。直觉思维虽不具备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不一定就不符合辩证逻辑;其机理和科学性虽目前尚未认知,但不等于“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导论》还认为,“质性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具有认识论的同一性;大数据方法为实现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此,《导论》倡导质性社会学,并不是要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数字和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社会的认识,而今天中国社会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社会学中的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功能主义学派采纳了和谐范式的第一个本体论假定。

质性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形的研究方法体系,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导论》对“质性”概念做出界定: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获取的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说,“质性”概念本身就带有“道”的含义。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基于西方建构主义范式的知识建构论对跨文化地域研究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所谓的方法论中心-边缘困境只是数据分析质量问题,并非认识论问题。[12](P.439)因此,除非找到一种非西方认识论,否则应在西方认识论指导下继续推进非西方地域研究。[12](P.441)然而,赋予建构主义万能的解释力等同于肯定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无地域性和去文化性,这无疑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简化论。

在认识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坚持三个原则:进化方法的核心是突变——选择——遗传机制;用进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既不能只是停留在形象比喻上,也不能是照搬生物进化方法的;对社会变化的核心解释机制应该是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社会进化范式给社会系统范式增加了时间维度,就具有社会系统范式的所有特征。因此,社会进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最终范式。解剖社会科学的学派和理论

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从不同角度定义,种类繁多,共同的一点,是强调其为特定环境下人们“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人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处,是由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文化,也决定或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方式。譬如,东方民族偏“质性思维”,西方民族偏“量性思维”。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可否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也是社会学之“道”的重要存在形式。

  为了突破此中心-边缘困境,近年来,各国学者掀起了挑战欧美国家方法论霸权的浪潮,呼吁和倡导质性研究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他们深刻认识到,导致边缘国家学者失语的中心-边缘格局违背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它无视对处境不利者的关照和多元化视野。从本质上说,中心国家方法论霸权的确立,依赖于将一种基于英美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伪饰成具有超强解释力、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知识,并推广至全世界。[7]颠覆这一困局要求转变各国学者的学术角色:英美学者成为消费者,学习和使用非英美学者创造的研究方法;非英美学者成为生产者,创造源自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功能主义和冲突学派

“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非常之广。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社会”因文化差异而“道”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同一国家、民族的社会之“道”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呈螺旋式上升。就是说,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我国正由“数量型社会”转型为“质量型社会”。质性社会学以提升社会质量为目标,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质性社会”概念。这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即社会学之“道”的变动调整。

作者简介:李淼(1983-),女,辽宁本溪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质性研究方法、教育社会学、青少年文化。

没有人性假设的社会理论不可能存在。社会科学若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就无法深入研究。这里,笔者只阐述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及其认识论含义。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质性社会学倡导基于深入“扎根”的个案研究而不是泛泛大面积问卷调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沟通体悟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数据运算模型演绎的研究方式,就在于追求社会学“术”与“道”的统一。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前三个维度基本上决定一个学派抓住或遗漏多少社会现实。显然,在其他都一样的情况下,忽略基石性范式越多的学派,遗漏的社会现实越多。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包含了多少别的基石性方式。第四个维度决定一个学派对社会内部变动的阐述有多好: 假设其它条件相同,社会进化色彩浓厚的学派对社会变化的阐述要好于社会进化色彩稀薄的学派。

探寻社会学之“道”,尤其体现在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提炼建构。《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从生物全息现象、全息摄影和中医“人体全息论”切入,通过与现代自然科学“全息理论”相类比,提出了“社会全息论”假说。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实际上,社会学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潜在信息往往比显现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重要,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发展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外在表面呈现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困扰于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术”与“道”的不协调、不适应。社会全息理论有可能破解困扰经典社会学的这种“代表性悖论”,为“窥一斑而知全豹”“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奠定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

在认识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试图仅仅依靠生物进化、特别是生存和繁衍的驱动来揭示、解释心理特征。生物进化决定论主要的解释机制是生物进化的核心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

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成果《质性社会学导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由“术”而“道”,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全书共八章,通过对国内外质性研究方法从兴起到传播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回溯反思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探索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和成功经验,打通从具体方法、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递进路径,尝试确立“质性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在人性层次,理性选择方法只承认社会化范式的一个方面:人类行为仅由物质得失的(弹性)理性计算驱动。

“道”和“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道”,可理解为真理、规律、本原;“术”,即技术、方法、工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已有40年。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术”的讨论较多,甚至争议热烈,而对社会学之“道”,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十一种基础范式可以分为二大型:基石性范式和整合性范式。九种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摘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在认识论上,和谐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和谐的,而且最后往往导致合作与协调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揭示行动者的共同利益,包括他们追求利益和谐的强烈愿望;甚至在行动者有利益冲突时,我们也要去试图发现行动者的合作与协调行为;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合作与协调行为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至于该运用那些基础范式来理解特定的社会事实,我们应该遵循四个大的原则:不要对自己的框架过于坚持:不同的社会事实经常需要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而且在多数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比我们预想要多的基础范式;不要忽视那些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范式;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不同侧面,因此,系统的方法(特别是社会系统范式)是必需的;对于要理解社会变迁,一个运用了社会进化范式的社会进化方法是理所当然的。

一、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化

结论性评论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会。因为社会科学不同学派整合的基础范式数量有限,所以,这些学派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社会。不同学派的支持者就象“盲人摸象”寓言中那些盲人一样:每个学派都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真理(或者至少是最核心部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触摸到其中一部分。

一个学派对社会的理解能力主要由以下四个维度决定:

社会进化范式:在本体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声称,人类栖息的社会系统必定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化的系统。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穿越时间的社会进化的产物。社会进化范式进一步主张,社会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九种基本范式阐述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且有时间跨度。

理性选择方法还是纯个体主义理论。在它看来,集体只不过是原子的个体之和。即使理性选择方法不得不承认集体间或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如制度、文化或认同),这些特征通常也是在理性选择方法无法做出解释时进行事后解释的结果。

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上持有二个核心观点:即使我们不得不发明认知标签和认知理解去描述客观物质性的事物和事实,这些事物和事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之外的;甚至需要观念输入的“社会事实”也不能没有物质力量的输入而存在。换言之,观念力量总是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起作用,并受物质力量限制:我们无法逃离物质世界。

在认识论上,集体主义坚持二个原则:第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群体、认同、结构、文化和规范)以及这些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和产生社会结果。第二,为了理解个体行为,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何影响甚至支配个体行为。还原主义把集体还原为集体中个体的简单之和,集体主义明确拒绝这种立场。

3、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机整合了基石性范式?换言之,该理论包括社会系统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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