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鲁迅研究述略,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2019-09-07 07:23栏目:科技杂谈

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

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 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 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 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 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 1942年)。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站在开放的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及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了鲁迅精神世界内部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结构形式,并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将“历史的中间物”当作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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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反映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和研究,已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和推动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鲁迅的认知和阐释,往往关联到对于文学政治、文化政治、民族政治、革命政治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不仅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鲁迅;研究;小说;杂文;意识形态;文学;中国;影响;文化;艺术

张旭东 (进入专栏)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为鲁迅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价值提供新的解释,回答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丰富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政治变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时,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所以鲁迅必然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鲁迅到底受怎样政治语境的影响,与政治语境的关系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却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的发生,受制于各自结论发生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道路自身就具有特殊性,这决定着鲁迅能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对话”,从而能够“参与”身后历次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

A General Servey of Studies on Luxun in th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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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男,浙江开化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可以将鲁迅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能够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弥补既有文学研究关于“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极简要地描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分阶段考察了其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泛政治化”阶段及“新时期”以来的主要研究框架、研究视点以及所得出的主要论点和成果,并适当分析了各家观点分歧之成因,从而由一个侧面印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升沉起伏、曲折多变。

  访谈时间:2008年9月13日纽约时间下午1时。

就鲁迅研究来说,“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彰显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变动和鲁迅“文学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给鲁迅的特质找到新的依据,提供新的解释,揭示政治影响下文学建设的规律性。同时,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符号化”的鲁迅是如何参与后世文学建设之中,可以凸显不同时代由政治文化变动带来的文学思路的“交错”“转换”和“对话”,更有助于对现代文学“文学建构”规律性的探讨。

鲁迅研究/《阿Q正传》/杂文/中国现代文化/意识形态

  访谈地点: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因此,在涉及相关政治文化问题时,要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文化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它在鲁迅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只有与鲁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探讨政治文化之于鲁迅的关系时,我们不是从某种“政治”的要求去评价文学的得失,而只是以此作为观照鲁迅文学的一个“角度”。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学术界对鲁迅这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家和思想家的解读、研究与议论,构成了本世纪现当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既反映了各历史阶段文学与研究模式的变迁和嬗替,又清晰地打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烙印,同时还折射着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因此,各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无法仅仅看成是对这一个作家的研究与阐释。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以此为前提,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鲁迅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以翔实准确的史料研究20世纪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认识鲁迅的实际反应及采取的不同文学策略,即通过对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揭示,以期找到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特征,以及鲁迅身后“符号化鲁迅”产生的重要依据,以达到对鲁迅文学的准确把握和全面中肯的评价。

从开始到1927年是鲁迅研究的起步阶段。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其短篇小说创作为文化界所熟知以后,对其人其作的解读与议论也就随之开始。这时期的研究都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上;又因鲁迅尚未被权威化,也未被当作意识形态所要争夺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文章大多质朴温和、入情入理,而且不乏一语中的洞见,但大多为印象式,未及充分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虞揭示出鲁迅小说对于中国传统礼教制度的批判锋芒;沈雁冰认为鲁迅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和隔膜,并指出他是创造小说新形式的先锋;周作人论述阿Q 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揭示出小说作者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辩证特征及表现手法上的“反语”色彩,而且开辟了在世界文学源流中看待鲁迅小说的视角;张定璜发现了鲁迅情感方式上的“冷静”与冷峻特点、表现风格上的乡土气息,并将他的小说当作“从中世纪跨进现代”的标志。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鲁迅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以后的鲁迅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同时,在这个阶段也有论者仅从自己认同、却未必充分理解的新潮社会理论与文艺理论来硬套鲁迅的作品,因而对鲁迅小说作出了与一般研究者迥然相异的否定性评价,其代表人物是成仿吾;也有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批评鲁迅个人道德与人格的,以陈西滢为代表。这种倾向在以后的鲁迅研究中也有延伸。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实践价值。就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鲁迅能够将对民族文化、文学建设的反思推向深入。在20世纪中国,历次的文化、文学改革与政治变革难分彼此。因此,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政治文化思潮、政治文化心理等对于文化、文学变革的动向、方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文学发展和建设方向的探寻,对于历次文化、文学变革得失的反思,都不能脱离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的考察。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也受制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变革。

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多元批评视角初步形成的阶段。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鲁迅其人其作的理解与阐述上打下明显的印记,各个不同派别的鲁迅观都得到一定的表达,研究专著开始出现,鲁迅生平资料和鲁迅著作全集也开始出版。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与同时期其他论者较多地借用某种意识形态批评框架的情形不同,李长之主要从自己对于鲁迅作品的感受与鉴赏入手来分析作家艺术创造上的得失,从而得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发现:鲁迅的独特人生感受方式、鲁迅作品的抒情性、鲁迅杂文的巨大成就(认为新文学诞生以来“还没有第二个”)及其发展轨迹与独特的幽默方式的来源,等等。不过,从他的论式出发,他不认为鲁迅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建设意义的思想家,而只是一个勇于向旧世界抗争的杰出的“战士”。其次,占这时期主导地位的是从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鲁迅所作的研究与批评,他们一般都充分肯定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和意义,但其间又各有自己的切入视角与侧重点。何凝于1933年编选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长篇序言,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也是第一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鲁迅思想的变迁和发展。他所提出的鲁迅杂文是一种战斗的“社会论文”的观点,关于鲁迅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前后期思想转变的表述,在其后的鲁迅研究中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等一些单篇文章里阐述了共产主义政治革命与鲁迅所从事的社会思想革命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并肯定了鲁迅的思想立场及行为方式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这些阐述和分析与20年代末期一些标榜新的社会理论与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区别相当显著,后者只是对鲁迅的思想、创作与人格作了一些简单而粗暴的裁判、否定以至攻击。到了40年代,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风则从鲁迅独特的生活实感出发来考察鲁迅的思想特征,指出源于鲁迅人生态度的“内在战斗要求”与其“外在战斗任务”之间达成了完美结合,并第一次将鲁迅的前期与后期思想看成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身为政治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与社会的巨大意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家”说(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并鲜明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一次演讲中他还说“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毛泽东成为对至今为止的国内鲁迅研究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1942年),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1941年;第二辑,东北书店,1947年),何干之《鲁迅思想研究》(东北书店,1948年),雪苇的《鲁迅散论》(光华书店,1948年)等等以及大量的研究和纪念文章。其三,一些具有不同话语背景(主要是留学欧美后回国的留学生)的作家对鲁迅作出了与上述种种论述迥然不同的论述与评价,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党派对立色彩。梁实秋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鲁迅的社会立场、文学观念、杂文成就、翻译风格等都持否定态度,两人之间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论争。苏雪林虽然肯定鲁迅的小说成就,但对他的杂文创作、后期政治态度以及个人道德都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攻击。此外,伴随着鲁迅在1936年去世,各种怀念、回忆、追述作者生平事迹与经历的文章和文集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其中史料价值较丰富,影响也较大的有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他》(宇宙风社,1940年)、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妇女生活社,1940年)、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峨嵋出版社,1943年)、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4年)及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年)、《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等。由鲁迅夫人景宋及其他知名文化人士共同编辑、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之作序的20卷本《鲁迅全集》也于1938年出版,由此大大增强了鲁迅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

  

总结鲁迅的精神启示,客观探究鲁迅给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必须深入分析鲁迅与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联系。由此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20世纪政治文化到底怎样塑造着一代文学家“鲁迅”?鲁迅到底怎样“参与”社会文化和文学变革,有怎样的特质,得失如何?政治文化的变革到底在哪些方面促成和限制鲁迅的文学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由鲁迅研究得出能落实到“现实生存”层面的,助益于文化、文学建设的启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鲁迅的阐释和研究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并以彻底排他的方式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时期关于鲁迅的一切阅读、解释与阐发都必须纳入这一整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根据各人对马列主义和鲁迅著作的不同理解以及各人政治地位、阐释目的之不同,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表象背后却隐伏着许多分歧、冲突和差异。这首先表现在以胡风、冯雪峰、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意识形态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胡风坚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鲁迅,不同意将鲁迅的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把改造国民性、建立“人国”及他所概括的“主观战斗精神”当作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与基点;并且坚持对现实社会采取批判性的考察和认知态度,反对“阿Q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这一派的代表作。但他们在50年代中期就遭到政治性的清洗,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健全、发展与深化的机会。冯雪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保护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鲁迅研究体系。他延续瞿秋白的思路将鲁迅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但对其前期思想也给予崇高的评价,称他“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进步”,将他概括为一个在思想上“终生都在找路的人”;冯氏还以极为难得的开放性世界文学视野考察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过阿Q是个思想性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的论点。受冯氏较多影响的陈涌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理论蓝本对鲁迅前期小说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鲁迅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清洗。此后,郭沫若、冯乃超、周扬等政治意识形态官员及其追随者的“鲁迅观”更占主导地位,他们以凝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释鲁迅的价值与局限,用政治术语来概括鲁迅的思想变迁,用阶级斗争的框架来看待鲁迅当年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辩,鲁迅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与品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沦为可以任意打扮和曲解的权力斗争与派性斗争的工具;到“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与荒唐,鲁迅被解释成在政治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面前俯首听命的小学生和马前卒,至此,鲁迅研究完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在纽约大学东亚系见到张旭东教授的时候,适逢他休学术假,正忙着整理在美国和中国讲授鲁迅的中英文稿。2008年夏季,张旭东在北京、上海举办了十几次关于鲁迅文本细读的学术讲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置身于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格林威治村,谈起上世纪初活在中国暗夜时代的鲁迅先生,不能不别有一番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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